中國文化館要我寫一篇《我的母親》，并寄我母親的照片一張。照片我有一張四寸的肖像。一向掛在我的書桌的對面。已有放大的掛在堂上，這一張小的不妨送人。但是《我的母親》一文從何處說起呢？看看我母親的肖像，想起了母親的坐姿。母親生前沒有攝影取坐像的照片，但這姿態清楚地攝入在我腦海中的底片上，不過沒有曬出。現在就用筆墨代替顯形液和定影液，把我的母親的坐像曬出來吧：

我的母親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，眼睛里發出嚴肅的光輝，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。

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，是母親的老位子。從我小時候直到她逝世前數月，母親空下來總是坐在這把椅子上，這是很不舒服的一個座位：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開間的樓廳，右邊是我的堂兄家，左邊一間是我的堂叔家，中央是沒有板壁隔開，只拿在左右的兩排八仙椅子當作三份人家的界限。所以母親坐的椅子，背后凌空。若是沙發椅子，三面有柔軟的厚壁，凌空無妨礙。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，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，靠背只是疏疏的幾根木條，其高只及人的肩膀。母親坐著沒處擱頭，很不安穩。母親又防椅子的腳擺在泥土上要霉爛，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村在椅子腳下，因此這只八仙椅子特別高，母親坐上去兩腳須得掛空，很不便利。所謂西北角，就是左邊最里面的一只椅子，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過退堂的門。退堂里就是灶間。母親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顧，可以看見灶頭。風從里面吹出的時候，煙灰和油氣都吹在母親身上，很不衛生。堂前隔著三四尺闊的一條天井便是墻門。墻外面便是我們的染坊店。母親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，可以看見雜沓往來的顧客，聽到沸翻盈天的市井聲，很不清靜。但我的母親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這樣不安穩，不便利，不衛生，不清靜的一只八仙椅子上，眼睛發出嚴肅的光輝，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。母親為什么老是坐在這樣不舒服的椅子里呢？因為這位子在我家中最為沖要。母親坐在這位子里可以顧到灶上，又可以顧到店里。母親為要兼顧內外，便顧不到座位的安穩不安穩，便利不便利，衛生不衛生，和清靜不清靜了。

我四歲時，父親中了舉人，同年祖母逝世，父親丁艱在家，郁郁不樂，以詩酒自娛，不管家事，丁艱終而科舉廢，父親就從此隱遁。這期間家事店事，內外都歸母親一個兼理。我從書堂出來，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親的身邊，向她討點東西吃。母親口角上表出親愛的笑容，伸手除下掛在椅子頭頂的“餓殺貓籃”，拿起餅餌給我吃；同時眼睛里發出嚴肅的光輝，給我幾句勉勵。

我九歲的時候，父親遺下了母親和我們姐弟六人，薄田數畝和染坊店一間而逝世。我家內外一切責任全部歸母親負擔。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時間愈加多了。工人們常來坐在里面的凳子上，同母親談家事；店伙們常來坐在外面的椅子上，同母親談店事；父親的朋友和親戚鄰人常來坐在對面的椅子上，同母親交涉或應酬。我從學堂里放假回家，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邊，同母親討個銅板。有時這四班人同時來到，使得母親招架不住，于是她用眼睛的嚴肅的光輝來命令，警戒，或交涉；同時又用了口角上的慈愛的笑容來勸勉，撫愛，或應酬。當時的我看慣了這種光景，以為母親是天生成坐在這只椅子上的，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纏繞不清的。

我十七歲離開母親，到遠方求學。臨行的時候，母親眼睛里發出嚴肅的光輝，誡我待人接物求學立身的大道；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，關照我起居飲食一切的細事。她給我準備學費，她給我置備行李，她給我制一罐豬油炒米粉，放在我的網籃里；她給我做一個小線板，上面插兩只引線放在我的箱子里，然后送我出門。放假歸來的時候，我一進店門，就望見母親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。她歡迎我歸家，口角上表了慈愛的笑容，她探問我的學業，眼睛里發出嚴肅的光輝。晚上她親自上灶，燒些我所愛吃的菜蔬給我吃，燈下她詳詢我的學校生活，加以勉勵，教訓，或責備。

我廿二歲畢業后，赴遠方服務，不克依居母親膝下，唯假期歸省。每次歸家，依然看見母親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，眼睛里發出嚴肅的光輝，口角上表現出慈愛的笑容。她像賢主一般招待我，又像良師一般教訓我。

我三十歲時，棄職歸家，讀書著述奉母，母親還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，眼睛里發出嚴肅的光輝，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。只是她的頭發已由灰白漸漸轉成銀白了。

我三十三歲時,母親逝世。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,從此不再有我母親坐著了。然而每逢看見這只椅子的時候,腦際一定浮出母親的坐像——眼睛里發了嚴肅的光輝，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。她是我的母親，同時又是我的父親。她以一身任嚴父兼慈母之職而訓誨我撫養我，我從呱呱墜地的時候直到三十三歲，不，直到現在。陶淵明詩云：“昔聞長者言，掩耳每不喜。”我也犯這個毛病；我曾經全部接受了母親的慈愛，但不會全部接受她的訓誨。所以現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親的坐像，對于她口角上的慈愛的笑容覺得十分感謝，對于她眼睛里的嚴肅的光輝，覺得十分恐懼。這光輝每次給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勵。